毕光明 | “无法愈合的疤痕”: 启蒙叙事与历史记忆--《一九八六年》再解读
毕光明
在启蒙视野里，先锋小说作家中的余华启蒙意识最强，其启蒙叙事坚持的时间也最长。余华的小说不仅是启蒙叙事的，而且标志着先锋小说在启蒙叙事上的转型，即“放弃民族国家式的宏伟叙事，转而从讲述个体的生命故事出发，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理性，进而接续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体现在对历史伤痛的持续书写，这是他作为中国的先锋作家对小说要以历史记忆为血肉的自觉。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是余华书写历史暴力的巅峰之作。
对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的特点及意义，叶立文有精到的分析，他指出: “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启蒙叙事主要指向的是对遮蔽启蒙自身的历史理性的颠覆。这种历史理性以历史规律为名书写了一部压制个体生命感觉、规范个体伦理自由的主流历史，在这一传统历史叙事中，个体生命的世俗价值取向和伦理处境都不是个体依据自身生命体验的自我决断，而是一种先验历史理性的存在规定。因此，正视个体的生命体验及伦理处境，便成为余华小说颠覆历史理性，重构历史叙事的基本方法。而这种植根于个体生命故事的启蒙叙事，虽然是对个体存在问题的书写，其中却仍然隐含着五四启蒙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基本主题。”这些特点，在余华的《一九八六年》 《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古典爱情》等作品里都有体现。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昌切就启蒙叙事对《兄弟》（上) 与东西的《后悔录》的做过比较分析，认为它“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 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 学传统。”也印证了叶立文关于先锋作家重拾启蒙薪火的判断。
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体现在对历史伤痛的持续书写，这是他作为中国的先锋作家对小说要以历史记忆为血肉的自觉。他说: “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在当代中国，如果要重开启蒙，它的最大敌人是对历史的无意的或是故意的遗忘。余华的写作，就是顽强地抵抗遗忘。不同于马原的叙事圈套，也不同于格非的叙事迷宫，余华的小说并没有在小说的形式上玩儿太多的花样，而是以小说里构成中国人历史生活场景的血腥与暴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确立余华先锋作家地位的，是他所营造的暴力美学。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是余华书写历史暴力的巅峰之作。
一
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是与历史连在一起的，这个历史很悠久，但它能够给余华以暴力印象，是它直接作用于后者的感官的结果。这一作用的过程发生于“文革”时期。余华的儿时记忆，是烙在他内心深处的“文革”经验，既有公共经验，也有私人经验。“文化大革命”这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带来人性恶的大爆发，年幼的余华只是个目击者，但是，正因为年幼，世界给予的最初印象最不易改变，它会沉淀为一种心灵的底色长久地影响着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即使发生的灾难与己无关，但暴力摧残同类所引起的内心恐惧，也会在心上结成无法愈合的疤痕。这种恐怖的记忆不消除，严重的会引起精神分裂症。没有这样的精神体验，很难想象《一九八六年》的历史创痛能得到令人惊悚的展现。
《一九八六年》以超现实的想象，揭示了历史暴力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可怖情景及严重程度。小说写的是一个历史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从家中带走而失踪，等到“文革”结束他再次出现在镇上，已变成一个疯子，最后死于自己对自己所施行的刑罚的过程。这个历史老师在大学学习历史专业时就窥透了历史的暴力本质，这种暴力是以对人的身体施行残忍的刑罚来体现的。刑罚是法与恶的较量，也是权力意志与生命本能的博弈，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和目的，刑罚总是与人性恶相伴生并最终成为恶的化身与象征，引申开去，暴力也就是历史的化身。历史依靠暴力取得它的合法性。而历史暴力的对象是人，所以人与历史暴力的关系是，人既是历史暴力的受动者，又是历史暴力的施动者。这正是历史暴力既让人恐惧而又让人着迷的地方。
这位历史老师在大学学习时，热衷于刑罚，记下了中国刑罚史、刑罚类型及其施行方法的提纲，准备离开学校后专门去研究刑罚，说明历史对试图把握历史的人具有双重效果。后来是因为恋爱了，拥有了正常人的生活他才放弃了研究。但不研究并不意味着历史暴力已经消失，不意味着历史暴力不会找上门来。“文化大革命”诱发了人性恶，历史暴力爆发式发生，这位对历史的暴力性质比常人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对暴力心存恐惧的“历史教师”终于成了历史暴力的牺牲品。
余华 《一九八六年》 花城出版社 2013年版
对于在历史中发明的刑罚所知更多的历史教师，对暴力的恐惧甚于一般人。他之所以变成疯子，就是因为“文革”爆发让他目睹了暴力带来死亡而被吓疯的。暴力与正常的生活，与美、与幸福是不相容的，它只会破坏和毁掉生活，美与幸福。历史教师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拥有美和幸福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以梳着两根辫子，辫梢处还用红绸结了两个蝴蝶结的形象进入他的生活并永远定格的。他们有了女儿，有了宁静而温馨的生活。
可是“文革”动乱来了，暴力和死亡在他的眼前露出了狰狞的面孔: “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那大雪只下在街上。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已经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传单正从上面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牌游街的人，从这里走了过去。他们朝那死人看了一眼，他们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水。仿佛他们是在早晨起床后从镜子中看到自己一样无动于衷。在他们中间，他开始看到一些同事的脸了。他想许就要轮到他了。”
政治运动掀起，革命传单雪片般漫天飞，红卫兵打人斗人，本来历史教师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牌游街的人”还不是他，但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已经被恐惧吓倒。恐惧来自政治运动的暴力已致人死亡，而那些已经成为斗争对象的人在暴力和死亡面前一概麻木，好像准备随时接受灭顶之灾。这种结局离他不远，而他更害怕的是他心中的美、他拥有的温馨生活被毁。“三个多月前，他就不让妻子外出了。妻子听了他的话，便没再出去过。他也很少外出。他外出时总在街上看到几个胸前挂着扫帚、马桶盖，剃着阴阳头的女人。他总害怕妻子美丽的辫子被毁掉，害怕那两只迷人的红蝴蝶被毁掉。所以他不让妻子外出。”
但是，暴力还是打碎了他一家人的温馨而宁静的生活: 在一个晚上，他正在洗脚的时候，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搜出了他那张他自己已经忘掉的记有刑罚研究提纲的纸———这张纸成了无法做出解释的罪证，他因此而被红卫兵抓了起来，赤脚穿着拖鞋，在妻子的惊恐和女儿的哭声中被带到刮着西北风的街上，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家。在他杳无音信失踪 7 年之后，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人。待到他面目全非成了个疯子、重返故乡时，再也没有人认识他。他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但她压根不会知道这个被人围观的疯子才是她的生身父亲。这莫大的人间悲剧只不过是暴力化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二
小说以“一九八六年”为题，“一九八六年”是个历史时间，距“文革”发生 20 周年， 距“文革”结束 10 周年。“文革”暴力已经成为历史，镇上的人们正沉浸于安宁的世俗生活，“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它意味着历史灾难已经被人们遗忘。就在这样的现实里，历史教师回来了。
历史教师这个历史灾难的遗留物，作为历史暴力的替身在镇上出现了。可是历史教师是以疯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正常的环境里他被普遍地视为不正常的异类，他的自残行为当然也被看作不正常而又极大地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历史教师是由历史暴力致疯的。那个晚上他被带到学校的办公室，一个人被关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在漆黑的夜里回头看窗外时，被吊在树上的僵尸吓疯了而不由自主地逃离，不知所终。多少在运动之初被抓走而失踪的人后来都找到了尸体，唯独他因为被吓疯而逃走才保住了肉身，只是时过境迁后，他是一副完全变形，连至亲的人擦身而过都无法识得的肉身。
历史教师--疯子，是历史暴力的受害者，其谵妄的意识里也就只有暴力，暴力的受害者与暴力同在。历史暴力的直接形式是刑罚，而刑罚的真正指向是潜在的违禁者，它的功能是制造精神的恐惧以使总体权力意志和社会的现存秩序得到维护。历史教师的个人生活被暴力打碎后，他的精神就完全被刑罚--历史暴力所控制，历史暴力也就通过他肉身化。在被暴力绑架之后，他就从一个刑罚的研究者变成了刑罚的施行者和接受者。施行与接受的二位一体，才真正体现了历史的暴力本性。
“文革”暴力是历史本性的一次发作，历史教师不幸成为受害者，那么他的疯癫类型也就是受虐狂。所以回到镇上，他能做的就是在想象中对众人施刑，更在现实中对自己的身体依次施行超出肉身承受限度的“五 刑”，直至彻底毁灭自我生命。疯子的行为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作品对疯子的自残行为的叙事却是特定历史场景中对理性精神的极大弘扬。历史教师虽然疯癫，但疯癫之后的历史教师才真正承担了教师的职责，他的身体行为已经是历史的语言，它在用血淋淋的身体残害一声声呼唤和教导世人认清暴力的危害，警惕它的发作。历史本身才是最好的老师。因此，不是这个历史教师，而是历史这个教师，在向公众启蒙。疯子是作为历史的人肉身来充当启蒙者的。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了历史的吃人本质相似，余华笔下的疯子发现了历史的暴力本性，在多数人容易健忘和麻木的环境里，理性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承载。
余华
为了凸显历史的暴力本性，余华对疯子的自残情景做了迹近自然主义的描绘。比如写疯子对自己用“劓”刑:
他嘴里大喊一声: “劓! ”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 “劓! ”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
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锯了一会，他实在疼痛难熬，便将锯子取下来搁在腿上。然后仰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
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他的动作非常仔细，又非常迟钝。抠了一阵后，他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阵。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但这次他的双手没再摆动，只是虚张声势地狂喊了一阵。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
场面之血腥令人触目惊心，几乎作呕。余华小时候亲眼见过父亲给人做开膛破肚的外科手术，自己后来又当过牙医，见惯了血淋淋的场面，因此在小说里描写血腥行为才驾轻就熟，但它对读者造成的视觉冲击超过了审美的限度。不过也唯有这样的过度描写，才能把不人道的历史暴力高度具象化，引起人的恐惧从而坚决拒绝。
三
提请世人不要忘记历史暴力，是《一九八六年》最主要的启蒙意图。然而历史的暴力从何而来，小说也不能不做出回答。有论者在讨论《一九八六年》里边的自虐狂时指出: “余华为何设定‘自虐狂’是疯子兼‘文革’时突然失踪的‘中学历史教师’? 恐有深意在焉。不仅唯有疯子和‘历史教师’才可能如此不厌其烦地奋不顾身，更重要的缘由或许在于，‘自虐狂’所表征的‘人性之恶’作 为‘文革’后遗症，乍看是在起诉畸形政治对人的极度异化，然静心再思，不然，‘红色恐怖’之所以能在‘文革’时风行，除时势使然，怕与植根于民族品性深处的暴力欲念即‘人性之恶’不无牵涉。”
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小说的确将历史暴力的发生归因于人性之恶。历史教师是个怯懦者，生活中循规蹈矩，但他在大学里学历史时对古代刑罚感兴趣，除了出于探究历史之谜的专业目的，不能说没有攻击性本能的无意识外投。在他被死人吓疯后流浪多年又回到镇上，面对满大街的人，他的失去“超我”管制的“本我”即潜意识里的施虐冲动就活跃起来，臆想中的施刑活色生香，动魄惊心。在这里尽情表演的，是人类的嗜杀本性。只要有这个权力，同类就可以成为虐杀的对象，施虐者从恣意的杀戮中可以获得高度的快感。人类历史的主体是人，因此，防止历史暴力的出现，所能依赖的只有人类自身的理性、生命感、怜悯心和人道主义，以及按照这些主体意志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
《一九八六年》的疯子这一历史角色，是非常年代的遗存。人类历史是正常与非常两种年代的交替。对于正常年代来说，非常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生活经验十分宝贵，如能加以汲取，可以推迟非常年代的到来。然而，人类总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见棺材不落泪。疯子的遭遇注定是悲剧性的，他用自残身体来演示历史暴力的可怖，但是镇上的人们听不懂历史语言，反而把他当作少有的奇观争相观赏。余华从又一个方面呼应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刻画了“看客”的蒙昧。
更有悲剧性的是，在这些看客里，竟然还包括历史老师的不知道有他这个父亲的女儿，尽管女儿学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在两根乌黑的辫子上扎上两只红蝴蝶，在经过疯子父亲身边时几乎唤起了他对往昔生活的记忆。小说是借女儿的眼睛来看围观父亲的看客的。在父亲要给自己做“劓”( 割鼻子) 时，“她看到一些孩子在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到自行车上去了。她想也许是一个人在打拳卖药吧，可竟会站到街道上去，为何不站到人行道上去。她看到圈子正在扩张，一会儿工夫大半条街道被阻塞了。然后有一个交通警走了过去，交通警开始驱赶人群了。在一处赶开了几个再去另一处时，被赶开的那些人又回到了原处。她看着交通警不断重复又徒然地驱赶着。后来那交通警就不再走动了，而是站在尚未被阻塞的小半条街上，于是新围上去的人都被他赶到两旁去了。她发现那黑黑的圈子已经成了椭圆。”
在父亲做完令人惨不忍睹的 “劓”刑后，“她看到那个椭圆形状正一点一点地散失开去，那些走开的人影和没走开的人影使她想起了什么，她想到那很像是一小摊不慎失落的墨汁，中间黑黑一团，四周溅出去了点点滴滴的墨汁。那些在树上的孩子此 刻像猫一样迅速地滑了下去，自行车正在减少。显然街道正在被腾出来，因为那交通警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地站在那里，他开始走动起来。”在父亲做完“剕”刑( 砍脚) 后，“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像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 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及至父亲做完“宫”刑，“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像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 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
女儿的身体来自父亲。可是当父亲当众给自己施刑，越来越严重地损毁自己身体时，女儿却无法察知，也做了一名可悲的看客。只有历史老师的妻子，对丈夫的归来似有心灵感应，好像听到脚步声，以致万分痛苦，焦虑不安，差点毁了新的生活。但在她的丈夫彻底毁掉生命后，历史暴力的替身退场， 一家人很快又恢复了往日平静而甜蜜的生 活。真正的父亲和丈夫死得那么惨烈，而又那么寂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和痛惜。这样的叙事设计所造成的悲剧性叫人无比沉痛，这样的启蒙叙事使人对经历过大灾难而不肯反思的国人的精神现实感到悲观。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本期编辑：木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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